三星堆金面具。安源 摄
“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提起位于四川广汉的三星堆遗址，世人如是评价。
三星堆遗址最早于1927年发现，勘探面积约12平方公里、发掘面积约18000平方米，距今已有4500至2900年历史，是迄今在中国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出土了高2.62米的青铜大立人、宽1.38米的青铜面具、高3.95米的青铜神树等珍贵文物，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与研究，极大地提升了古蜀文明的历史地位，实证了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祭祀坑为代表的遗迹及出土文物，生动展现了古蜀文明的独特性和创造性。三星堆遗址地处传统的中原文化圈和半月形文化传播地带之间，与周边地区尤其是中原地区产生了密切的交流，亦是统一多民族国家早期融合过程的见证者。
三星堆“1号青铜神树”。安源 摄
“意外惊喜”：三星堆遗址发掘溯源
三星堆遗址发现、发掘的历程，被称为一锄头、两个坑的故事。
1927年，四川农民燕道诚干活时，一锄头下去，偶然发现了一坑玉石器，出土有包括石璧、玉璋、玉琮、玉圭等一批玉石器。他用锄头让“沉睡”数千年的三星堆遗址露出冰山一角，由此揭开了灿烂古蜀文明的神秘面纱。
三星堆两大祭祀坑的发掘，始于1986年7月。砖厂工人在挖土的时候发现玉刀，一直驻守在三星堆遗址考古现场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紧急展开了一号祭祀坑的发掘，并在此出土了金杖、青铜人头像、青铜尊等大量文物。
在一号祭祀坑发掘进入尾声时，砖厂工人又在不远处一锄头挖出了二号祭祀坑，打开一座更大的宝库。这里不仅出土了青铜神树、太阳轮形器、青铜面具等青铜器，还在最底部发现了4000多枚海贝。
三星堆青铜立人像。王磊 摄
1988年，三星堆遗址直接被批准为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场的十多座砖窑全部关闭；1997年，三星堆博物馆也在遗址区的东北角建成，成为四川知名人文景点之一。
2019年4月，四川组织实施《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并将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工作作为重点，为新时期三星堆遗址科学考古工作的展开、古蜀文明内涵和价值的深入挖掘提供了重要契机。
2019年8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编制《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2）》，将聚落考古、社会考古作为今后几年内三星堆遗址的主要工作和研究方向，直接推动了三星堆祭祀区考古发掘工作的展开。
从2019年10月22日至2020年8月8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三星堆博物馆在三星堆遗址的一号、二号祭祀坑周边开展了系统、全面的考古勘探与考古发掘，基本摸清一、二号祭祀坑周边祭祀区域的范围和各类遗存的年代序列和空间格局。
2020年9月6日，随着“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2020）启动仪式”的举行，时隔34年后，三星堆遗址再次正式启动祭祀坑发掘。此次发掘共发现六个新的祭祀坑，出土大量珍贵文物，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广泛关注，“再醒惊天下”的三星堆遗址，其传奇故事仍是未完待续。
游客在三星堆博物馆参观。安源 摄
科技考古：重大发现层出不穷
三星堆遗址最新一轮考古发掘工作，初步摸清了祭祀区分布范围以及祭祀区内部结构，新发掘清理了6座祭祀坑，还有大量的遗存遗址，出土文物17,000多件，研究表明这6个祭祀坑的埋藏年代集中在商末周初，距今约3200年到3000年。
除了造型精美奇特的文物外，本轮发掘最让人津津乐道的便是各类高科技的运用。考古舱、多功能考古操作平台以及直接设置在发掘现场的应急检测分析实验室、微痕物应急保护室等各类实验室，都打破了公众认为“田野考古就会日晒雨淋”的固有印象，看到了中国考古科技手段的进步与发展。
而经科技“加码”，此次发掘将不少过去留下的谜题，一一破解。
通过碳14测年，发现除了存在打破关系的五号、六号祭祀坑年代稍晚之外，三号、四号、七号、八号祭祀坑的埋藏年代一致，为商代晚期，距今约3200年至3000年，解决了过去几十年来关于祭祀坑埋藏年代的争议。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二号发掘舱及工作场景。图/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采用超景深显微镜、电化学免疫传感器等技术与方法，在青铜大面具、龟背形网格状器等大量器物上发现丝绸残留物。丝绸的发现也证实了关于古蜀国拥有发达丝绸业的猜想。以高2.62米的青铜大立人像为例，大立人穿着三层衣服，十分华丽。如今考古工作者已经可以确定，它的衣着肯定包括丝绸织物。
而最重要的是，随着三星堆遗址祭祀区野外工作的全面结束，新祭祀坑出土文物的室内整理、保护和修复成为当前三星堆遗址研究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本轮发掘期间首次实现了器物的跨坑拼对，这对于祭祀坑关系的研究和出土器物本体的研究有重要意义。发掘及文保人员利用三维扫描和3D模型等科技手段，让穿越数千年时光的珍贵器物得以成功“合体”。
例如由八号祭祀坑新发现的顶尊蛇身铜人像与1986年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鸟脚人像残部“合璧”而成的鸟足曲身顶尊神像；2021年三号祭祀坑出土的铜顶尊跪坐人像、1986年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铜尊口沿以及2022年八号祭祀坑出土的铜神兽拼对而成的铜兽驮跪坐人顶尊铜像；由1986年发掘的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铜鸟足人像、2021年三号祭祀坑出土的爬龙铜器盖、2022年八号祭祀坑出土的铜顶尊撑罍曲身人像、铜持龙立人像、铜杖形器等“合体”而成的及铜罍座倒立鸟足顶尊神像等，都引起广泛关注。
1986年三星堆青铜纵目面具发掘现场。 图/三星堆博物馆
未完待续：更多谜题待解
经过对三星堆遗址的谜题层层抽丝剥茧，世人对于三星堆遗址的认识正不断加深。比如：在遗址内发现了城墙、大型建筑、一般建筑、生活、生产遗迹、墓葬和祭祀坑等，出土金器、铜器、玉石器、陶器、象牙、丝绸、海贝等各类文物5万余件；主要的遗存分布于城墙合围的3.6平方公里，其中以月亮湾、青关山、三星堆和仓包包等地点最为丰富。
主体遗存被分为五期，年代从新石器时代末期延续至西周早中期，距今4800年至2800年；遗址的文化面貌涵盖了从宝墩文化、鱼凫三期文化、三星堆文化到十二桥文化，其中遗址繁荣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为三星堆文化。
遗址的聚落结构，总共有月亮湾小城/仓包包小城、三星堆小城和大城三重城圈，大型建筑区、手工业作坊区主要位于第一重的月亮湾小城内，第二重城圈内主要是一般居住区，第三重城圈目前确认有祭祀区。
青关山一号大型建筑。 图/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三星堆遗址发掘面积还不到总面积的千分之二，相关工作仍是“未完待续”，还有更多谜题待破解。比如，跨坑拼对器物的出现说明所涉及的坑为同时形成，为何要挖多个坑来埋藏同一个神庙里的东西？反映了古蜀人的何种礼制或者思想？三星堆遗址象牙来源于哪里？还有关于三星堆遗址的终极猜想：是否有文字存在？
考古工作者仍需要通过继续开展大量发掘工作积累基础材料。从城市布局的角度来看，三星堆作为古蜀国的都城，高等级墓葬区、青铜作坊区等要素还未找到，这都将是他们未来工作的重点方向。
据了解，除了几个已经发现的祭祀坑，考古工作者还将在祭祀区开展更大范围的挖掘和勘探，以期明确整个区域的空间布局；关于“宫殿区”的考古工作，接下来将针对二号、三号建筑基址开展相关工作；另外，三星堆既然是一个神权国家，专家学者们也将继续加强关于古蜀人祭祀体系、宗教观念等方面的研究。
三号祭祀坑出土文物场景。 图/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生动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三星堆文化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实证。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雷雨此前谈道，中华文明在起源和发展阶段是多元的，最后在秦汉时期实现了大一统格局，走向了一体。以三星堆文化为代表的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在起源和发展时期最为独特的一个区域文明，有着相对独立的发展进程，地域特色是它最大的特质。
雷雨表示，三星堆鲜明的地域特征和复杂的文化面貌，是中华文明早期阶段多样性和开放性的生动实例。从目前的考古成果来看，以神树、神坛、人（神）像、人头像、人面像(具)、半人半神像为代表的青铜雕塑作品，在东方青铜文明中前所未见；以金杖、金面具、金面罩为代表的金器所展现出的辉煌的黄金工艺，在东方农耕文明中极为独特；种类和形制都十分丰富的玉器、近乎狂野的用玉现象，在中国青铜文明中十分突出；数量惊人的象牙、海贝集中埋藏的现象，在世界青铜文明史上都十分罕见。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分布示意图。 图/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在明确三星堆文化独特性的同时，也应当清晰看见其与中华文明的一体性。如果说早期的中华文明是内容丰富的拼图，三星堆就是其中独特且不可或缺的一块。”雷雨说，考古研究发现，三星堆文化广泛吸收了来自黄河流域夏商文明的青铜铸造技术、礼器制度、纹样审美和用玉传统。同时，来自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玉琮和玉锥形器，来自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的灰白陶器、筑墙技术和稻作技术等观念、制度、技术和具体器物等，也都反映出古蜀文明与这些地区古代文明的深刻联系。
在雷雨看来，三星堆文化对周边文化也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影响，影响范围东至长江三峡，北达关中地区，南越云贵高原直至越南北部。源于中原文化的玉璋，在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有大量出土。这些玉璋传入蜀地后，古蜀人对其进行了改造，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蜀式牙璋。而这种牙璋的传播范围非常广，在香港、广西甚至越南北部都有发现。
铜兽驮跪坐人顶尊铜像。 图/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三星堆文化是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即便是那些看似非常奇特的器物。”雷雨举例道，比如说青铜跪坐人像手里拿着的牙璋、头上顶的不同形制的尊，大量出现的龙、凤鸟的形象，商文化青铜器纹饰等等，无一不是体现中华文明的经典元素，充分说明了古蜀先民拥有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
“三星堆文化，无疑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开放包容的实证。目前对三星堆的了解还只是冰山一角，随着未来考古发掘、研究工作的不断开展，三星堆遗址将进一步完善、丰富对于中华文明探源的理解、阐释。”雷雨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