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永远的敦煌少女”，她是“敦煌守护神”的女儿，她是梁思成、林徽因病床前的学生，她是人民大会堂的装饰设计师，她是中央工艺美院在任时间最长的院长……她是无数标签汇聚的一生，如今，她是一个蹒跚在记忆迷宫里的九旬老人。
常沙娜：还想再去看一看莫高窟
记者：倪伟
常沙娜已经放下画笔了。以前她闲来总在窗前摊开稿纸画画，将近90岁的时候，握笔还从来不抖。现在，她的时间都用来读书。一些书她一再重复地读，“很多书过去都看过，我没有注意，现在一看，内容都很丰富的。”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2020年1月8日，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常书鸿敦煌艺术专项基金成立发布会在敦煌研究院兰州分院举行，常书鸿先生之女常沙娜（右）与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罗华庆共同为基金揭牌。 图/cnsphoto
法语
这几天，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美术史家柯孟德来到中国，为其著作《中国百年绘画史》的第二版与中国艺术家做访谈，借住在常沙娜家里。柯孟德与常沙娜相识已有30多年，那时，常沙娜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说一口纯正的法语，“她很开放，不是一个传统的、无聊的领导。”柯孟德回忆说。
《中国百年绘画史》有600多页，其中与敦煌艺术有关的占了20页左右。常书鸿和常沙娜父女都是柯孟德研究的对象，他显然更关注常书鸿。去年，法国又出现了一幅常书鸿的大尺幅油画，3米长、2米宽，是常书鸿还没接触敦煌时的作品。常书鸿作为画家的一面，不断丰满起来。
柯孟德原想着能访谈常沙娜，再谈谈父女两代人的艺术人生，但常沙娜已经很难跟他做连贯的交流，他非常理解：“她太累了。”
早晨，柯孟德穿着拖鞋从二楼下楼，见到常沙娜，常沙娜会用法语热切地跟他打招呼：“你要吃水果吗？”面对这个外国朋友，她在法语、英语和中文之间随性地切换。“这些语言都在她脑子里……”柯孟德用手指绕着脑袋转了两个圈，意思是，缠绕在了一起。
英语是少年时代学的，20岁之前她曾在美国留学过两年。1948年，在来甘肃支教的加拿大籍犹太人叶丽华的主动牵线下，常沙娜去到美国波士顿，在波士顿艺术博物馆附属美术学校上学，系统修习素描、色彩、设计、人体解剖等美术课程。
而法语近乎于她的母语。1931年，中国爆发“九一八”事变那年，在法国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留学的常书鸿与妻子陈芝秀，迎来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一批中国年轻的艺术家当时都在法国留学，与常书鸿交往甚多的有吕斯百、王临乙、刘开渠、徐悲鸿等人。常书鸿出生在杭州，小时候常常在西湖边写生。里昂也多水，两条河流哺育了它，其中一条名为La Saone，常书鸿用它为新生的孩子命名：沙娜。
出生第二年，常沙娜随父母搬到巴黎。她在法国生活到6岁，法语纯正，却不会说中国话。在巴黎，远离战火的常书鸿夫妇度过了充满阳光的青年时代，常沙娜则度过了无忧的童年。回到中国后，她在颠沛流离中生活了几年，12岁那年，父亲接上母亲和姐弟俩一起到了敦煌。常书鸿刚刚在此建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开始中国人对敦煌莫高窟的保护。
从此，她的人生与敦煌紧密联结。敦煌不仅是她的精神故乡，也是她的艺术故乡。“我的学校经历不同于一般的孩子，学习敦煌艺术就是我的童子功。”她回忆道。
1986年6月，常书鸿与女儿常沙娜在北京家中仍离不开谈“敦煌”。图/受访者提供
母亲
80岁以后，常沙娜的名气突然大了起来。随着敦煌再次被瞩目，她以“敦煌少女”的身份走入公众视野，成为受到拥戴的文化老人。人们发现，这位老人一生投入祖国的建设，孜孜不倦，贡献卓然。
然而，作为一个经历了数个时代更迭的人，她一生经历的痛楚也比比皆是。在她80岁之后出版的回忆录里，她记下了那些令她刻骨铭心的伤痛时刻。
比如离别。1945年，母亲不告而别出走敦煌，从此离开了丈夫和两个孩子。这件事给予常沙娜巨大的打击和一生的困惑。父女两人都不曾讳言这段往事，但隔着时代，两人的表述逐渐显现分歧。
在常书鸿的描述中，他的原配妻子陈芝秀不堪忍受敦煌艰苦的环境，与一位转业来的国民党退役军官一道逃离了敦煌。“我自己一心沉在工作中，也没有时间照顾家庭、照顾妻子，工作不顺心时，还在家中与妻子发生口角甚至是争吵。这一切都是我过去所忽视的。”而在常沙娜的回忆中，她对这件事有自己的看法。
在敦煌，常沙娜的记忆中满是父母的争吵声。父亲工作压力大，回到家常常发火，将外面的压力发泄在母亲头上，为一点小事就能争吵起来，气头上两人不止一次提到离婚。1945年，陈芝秀离开后，常书鸿曾带着孩子回到重庆，在与好友王临乙夫妇和吕斯百夫妇见面时，朋友们埋怨常书鸿对陈芝秀关心太少，称他“做得太绝了”。常书鸿听了，没有吭声。他们还劝说常沙娜不要怨恨母亲。但她还是不能原谅母亲，直到多年以后，她才理解母亲的内心，开始惦念起她。
17年后，1962年，常沙娜与母亲重逢。那年她带工艺美院学生到杭州实习，顺道看望住在杭州的大伯。大伯突然问她：“你想看看你妈妈吗？”陈芝秀离开敦煌后，回到杭州定居，常沙娜的大伯一直同情她，时有联系。在大伯的牵线下，母女二人分离17年后再次坐在了一起。
那一天，常沙娜大吃一惊，印象中美丽动人、神采奕奕的母亲，已经变成眼前脸色苍白、头发蓬乱、面无表情的老太太。陈芝秀后来嫁给了一个贫穷的工人，生活困顿，在街道给人做一些洗衣服之类的辛苦活儿补贴家用。那天见面，母女二人都没有太激动，也没有掉眼泪。但这次见面之后，她从此对母亲“再无嗔恨，只有同情”。在杭州见到母亲那一次，常沙娜记得母亲说：“现在我也很想哭，这是上帝对我的惩罚。一失足成千古恨！”
那次见面之后，她开始瞒着父亲偷偷给母亲寄钱，每个月5到10块钱，只有“文革”中中断过几年。每次收到钱，母亲都会给她写封信，告诉她钱花在哪儿了，“买奶粉用了几元几角，买暖水袋用了几元几角……”常沙娜感觉妈妈的字写得很差很差，与记忆中完全不同，见字如面，心里很难受。
她后来还想去杭州见母亲，但一直没去成，直到1979年母亲去世。
20世纪40年代，常书鸿带着女儿常沙娜和儿子常嘉陵在莫高窟洞窟内。图/受访者提供
父亲
常沙娜的学生、《黄沙与蓝天——常沙娜人生回忆》执笔蓝素明记得，常沙娜回忆关于母亲的事情时，语气十分淡然。但回忆父亲的时候，则常常十分动情，很多细小的画面都让她难以释怀。
譬如常沙娜常常回忆的一个画面，发生在1943年，常书鸿从重庆接上全家去往敦煌途中。沙漠中的敦煌条件艰苦，除了常书鸿，没什么人愿意去，妻子也跟他争吵了很多次。他一面为了理想建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一面要面对现实，安抚众人随他前往，内心十分孤独。深秋的一天，全家人坐着卡车赶路，停车加油时，常书鸿买了一碗醪糟蛋。端起来刚要吃，卡车突然开动，鸡蛋、汤水泼了他一身，脸上、眼镜上也挂满汤汁。这个中年男人狼狈、窘迫的时刻被常沙娜看在心里，觉得父亲好可怜。那时她才12岁。
可能从那个时候起，常沙娜便一直追随着父亲。听他的话，去洞窟里临摹壁画，学敦煌艺术；听他的话，在母亲离去时中断县城的学业，回到莫高窟照顾弟弟。她学着妈妈的样子，给弟弟织毛衣、做鞋、做饼干，“至于怎么照顾爸爸，我虽然不懂，也按照自己理解的尽力做了。”那年她14岁，“真是没妈的孩子早当家”。
“我这个人很听话，爸爸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常沙娜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不懂，我就跟着爸爸走，他把我带到石窟里去临摹壁画，我特别喜欢，而且画得很有感受。该做啥就做啥，跟你们现在年轻人想的很不一样。”
不仅听爸爸的话，她也听国家的、组织的话，“我没有什么喜不喜欢，我就听大人的话就对了。”往后参加人民大会堂建设，受命担任中央工艺美院院长，她都抱着这样的想法承担了下来。
陪着父亲经历过这一切，常沙娜对他是打心眼里佩服和信服的。“他是带着很大的压力和负担在敦煌组织工作，生活很辛苦，他不是有人给他压力，是他自己想来的。”常沙娜说，除了保护石窟、临摹壁画，常书鸿还要种树、种菜、养鸭，提高研究所的生活水平，“爸爸都有规划的”。
1978年，常沙娜在日本敦煌展览开幕式上。图/受访者提供
美院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1951年，建筑学家梁思成和林徽因在故宫的敦煌文物展上偶然见到常沙娜，领着她进了工艺美术的大门。林徽因肺病很严重，常年卧床静养，床上支着一张小桌子，可以写字画画。梁思成身体也不好，有时也在家卧床养病。每天上午10点，常沙娜在林徽因病床前听她讲课。
林徽因改变了常沙娜的人生道路。她进入清华大学营建系担任助教，跨进工艺美术行业。后来，她加入新组建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80年代后担任了15年院长。
走上这条路，也让她走出了父亲的影子。
父亲做的是文物保护、古代艺术，而她做工艺美术、装饰设计，这是新中国建设中所需要的实用艺术。她为人民大会堂做装饰，为外交活动做国礼，为香港回归设计紫荆花……
很多年里，香港金紫荆广场那朵著名的紫荆花雕塑，设计者都是“中央工艺美院”。直到蓝素明执笔的回忆录写完后，人们才知道，主要设计者其实就是常沙娜本人。她不愿居功，默默地抹去了自己的名字。
她对名气不在乎，但对名声就不一样了。艺术家吕斯百和马光璇夫妇是常书鸿终身挚友，也是常沙娜的干爸干妈，他们没有孩子，临终前将遗产都留给了她。她动议在工艺美院设立一个吕斯百奖学金，院务会上全票通过，但推进不顺利，甚至还传出过流言。常沙娜生气极了，拿回了钱，用这笔钱将干爸干妈的灵骨从南京移到北京安葬。
中央工艺美院倾注了常沙娜的半生心血。但到了1999年，工艺美院被并入清华大学，更名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常沙娜对于“工艺”之名的抹去耿耿于怀，她认为这是工艺美院区别于一般美术学院的特色。2011年，位于北京光华路上的工艺美院旧址被拆除，每次从那条路经过，她都“含着眼泪扭过头，不忍再看”。
常沙娜与“和平鸽”头巾合影。图/受访者提供
1934年，常书鸿在巴黎画的《画家家庭》。图/受访者提供
故乡
自从常沙娜当了工艺美院副院长，公务繁忙以后，蓝素明就不再去打搅她。但常沙娜的丈夫崔泰山去世的时候，蓝素明去看过老师一次，当时院子里安静极了，家中似乎无人，她从门缝里塞进去了一张纸条，安慰老师节哀。后来，常沙娜告诉她，丈夫去世后，她没有休息一天，是靠工作熬过了最痛苦的日子。那是1989年。在那之后，亲人一个一个逝去了，父亲常书鸿去世于1994年，后来，干妈也离开了，最后，是比她小10岁的弟弟。
常沙娜退休以后，蓝素明与老师才开始频繁见面，也真正了解了老师。在她眼里，常沙娜心里存不住事儿，有事儿就要说出来，然后就过去了。这种性格或许帮助她化解了很多苦痛，“周围这么多人一个个离去，她好像都很平静地接受下来了。”
那句著名的法国谚语常常被她挂在嘴上，每当想起母亲说的“一失足成千古恨”，每当想起一生中那些用语言难以说清楚的事，她脑子里都会闪现这句旷达的谚语——C’est la vie，这就是人生。
常沙娜生于法国，6岁时回到中国，12岁时到达敦煌，度过了人生中十分重要的5年。她内心的故乡到底在哪里？蓝素明说，是敦煌。“她以前每年都回敦煌，开店的商贩都认识她，她总说，我就是敦煌人。”蓝素明说。
常书鸿也曾郑重地写信告诉她：“沙娜，不要忘记你是敦煌人。”
五六年前，柯孟德曾与常沙娜一起去过敦煌莫高窟。莫高窟一直保留着常书鸿故居，陈设简陋，土炕、书桌、木柜，柜顶上摆着断臂维纳斯的小雕塑和常书鸿的油画。常沙娜少年时也曾在这间屋子里生活。如今，故居里摆着一封常沙娜写给亡父的信：“时光流逝很快，沙娜也到耄耋之年了。我终生以您的教导，走着我一生与敦煌的传统文化艺术脉络跋涉不止的事业。”
这天下午，柯孟德再次去了敦煌。在那里，他已经约好了几位以敦煌为题材的画家。“我问他们怎么去啊？他们说坐飞机4个小时就到了。”常沙娜说，“我说那我试试看嘛，有机会，我最后再去看一看敦煌莫高窟。”
其实敦煌的机场已经存在了几十年，她去过了很多很多次。但她的回忆似乎回到了年轻的时候，回到了小时候，那个需要坐卡车、坐驴车、骑骆驼去莫高窟的年代，那个爸爸、妈妈和弟弟都在身边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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