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胡晓娟
两千多年前，一条蓝色的海洋通道从古老的东方大陆发源，绵延万里，南向南海诸国，西经马六甲海岸进入印度洋，辐射阿拉伯半岛、地中海甚至东非沿海地区，形成跨越三大洲的世界贸易网络。从公元前2世纪到15世纪大航海时代，这条蓝色通道见证了无数帝国的兴衰和文明的更迭，它就是“海上丝绸之路”。
从秦汉先民的舟楫初试，唐宋时期的全盛辉煌，明清禁海带来的转折和衰落，再到21 世纪的复兴，海上丝路不仅构建了千余年的中外贸易和平发展史，更为世界创造了极具吸引力的中华文明想象，它曾是中古世纪全球贸易往来的纽带，更是人类文明交流史上最绚丽的篇章，时至今日依然带给我们无穷绮想。
海上丝绸之路。
秦汉：萌芽与初成
海上丝路萌芽于何时？要追溯到春秋战国时。地靠胶东半岛的齐国，依托地理优势率先开启海洋探索，开辟了通往辽东和朝鲜半岛的沿海航线，齐国丰富的丝绸类资源是当时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到了秦代，徐福沿此航线两次率船队东渡，带着各种技艺工匠和五谷种子，成为中国文化向海外的第一次大规模传播，为海上丝路的形成奠定了条件。
至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带来的中亚贸易繁荣，直接推动了海上丝路的发展。汉武帝时期，广东徐闻、广西合浦被开辟为早期的港口枢纽，成为南海航线的起点，徐闻港一时“舟行如梭，商贾云集”。
中国邮政特种邮票《张骞》。
《汉书·地理志》记载，从徐闻、合浦出发的船队，载着黄金和丝绸，沿中南半岛航行，抵达斯里兰卡和印度半岛，换回玻璃、香料、染料等物品，官方使团还曾抵达黄支国（今印度康契普拉姆），标志着海上贸易从民间自发行为转变为国家战略的延伸。这些早期海上贸易不仅带来了异域货品，更引进了佛教、印度教等思想文化的种子，为中华文明注入了新的元素。
到了东汉，航船已开始使用风帆，丝路进一步延伸至红海与波斯湾，构建出横跨亚非欧的海上贸易网络雏形，真正意义的海上丝绸之路形成
莫高窟第323窟《张骞出使西域图》（局部）。
唐宋元：鼎盛与辉煌
盛唐时期，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东亚诸国纷纷派遣朝贡使团访唐，这些使团实际上也是贸易使团，加上造船、航海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唐代的海上丝路更为繁荣。“市舶司”在广州设立，直接将海上丝路的发展推向鼎盛，这是中国历史上首个管理海外贸易的专职官方机构，开创了系统性的海外贸易管理制度，统筹协调海外贸易活动，确保了海上丝绸之路的顺畅运行。
广州成为中外有名的贸易港口，吸引了大量外国商人前来，波斯、阿拉伯商船络绎不绝，形成“市井十洲人”的商贸盛况和“蛮声喧野史，海邑润皇图”的繁荣景象，更是“通海夷道”即海上丝路的起点。这条远洋航线途经南海、马六甲海峡至波斯湾，全长约1.4万公里，覆盖东南亚、印度洋直至东非。通过这条通道往外输出的商品主要有丝绸、瓷器、茶叶和铜铁器四大宗，往回输入的主要是香料、花草等一些供宫廷赏玩的奇珍异宝。
唐朝画家阎立本《步辇图》，描绘了朝贡使团朝见唐太宗时的场景。
这时期，各种语言、宗教、文化交汇，佛教高僧义净经海路赴印度求法，带回经典数百部；同时鉴真和尚在扬州港启航东渡日本，在宗教、建筑、文化医学等领域给日本带去深远的影响。
东京上野公园《鉴真像》。图/CNSphoto
到了宋代，指南针的发明大大增强了商船的远航能力，海上贸易达到空前繁荣。泉州因造船业发达，年市舶收入达200万贯，占朝廷财政15%，跃升为“东方第一大港”，“番货远物、异宝珍玩之所渊薮”。贸易促进了本地文化和异域文化的多元发展及交流，中华礼仪、儒学、茶道、建筑技艺深刻影响了朝鲜半岛、日本和东南亚各国；同时，外来作物占城稻的引入促进了中国的农业革命；伊斯兰教、基督教聂斯托利派等也在东南沿海留下深刻印记。
元代的海上丝路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宏大格局，贸易范围覆盖近百个国家和地区，汪大渊《岛夷志略》记载了商船远达东非的详细航路和各国风土，标志着中国对海洋世界的认知已达到新高度。远道而来的马可·波罗惊叹泉州的繁华胜过亚历山大港，遍历中国而后写成惊艳西方的《马可·波罗游记》。
这一时期，阿拉伯的天文学、医学知识经由海路传入中国，对外贸易结构也发生了根本转变：龙泉青瓷取代丝绸成为出口主力，日本茶道中的 “砧青瓷”、波斯宫殿的粉青釉藏品，均见证着中国瓷器的全球影响力，中国成为“China”，改变了东南亚、中东乃至欧洲的社会生活与审美趣味。
南宋商船模型“南海Ⅰ号”。图/CNSphoto
明清：转折与沉寂
明初永乐年间，海上丝路迎来了最具象征意义的壮举——郑和七下西洋。62 艘船组成的庞大宝船队“维绡挂席，际天而行”，遍访三十余国，最远抵达东非肯尼亚马林，随船带去的青花瓷器至今仍在那里。这场空前绝后的航海活动，以“宣教化于海外”为核心目的，向世界展示了明帝国的国力和文化吸引力。
郑和船队带去的不仅是丝绸瓷器，还有历法、农具和建筑技术；带回了如胡椒、象牙、宝石、香料和长颈鹿、狮子、鸵鸟等奇兽，促进了中外物种交流与文化认知，玉米、红薯的传入也悄然改变了中国的人口与经济格局。
郑和下西洋。
然而，这道耀眼的浪峰之后却是漫长的退潮，明朝后期基于海防安全与朝贡贸易体系的考量，逐渐收缩海洋政策。随着大航海时代兴起，葡萄牙、西班牙人东来，16世纪葡萄牙占据了马六甲，海上贸易主导权开始向欧洲过渡，虽然也有中国商人仍活跃在东南亚一带，并形成看最早的华人移民潮，但官方主导的大规模航海活动已戛然而止，泉州港逐渐衰落。
至清初，延续明代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片板不许下海”，海上丝路几乎中断。康熙后期开放广州“一口通商”，广州成为唯一对外开放的贸易大港，维持着茶叶、生丝出口，但此时贸易规则已由欧洲强国制定，传统的丝绸瓷器贸易虽仍在继续，贸易平衡已逐渐逆转。进口商品中，鸦片逐渐占据了首位，并从原来的民间走私演化到合法化，1840 年鸦片战争后，蒸汽轮船取代了木帆船，技术落后的清朝海权丧失，沿海口岸被迫开放，海上丝路沦为西方强国倾销商品、掠夺中国原料的通道。
从此，这条曾经平等互利的文明交流之路，被殖民主义的炮舰与不平等条约扭曲，文明对话的荣光就此被潮水淹没。曾经千帆竞渡的泉州、宁波等港渐趋沉寂，海上丝路开始一蹶不振，进入漫长的休眠期。
郑和宝船模型。图/CNSphoto
当代：重生与复兴
千年潮未落，风起再扬帆，历史总在潮起潮落中轮回与复兴，海上丝路这条沉睡多年的文明纽带，也在新千年焕发出全新的生机和时代内涵。
新生的海上丝路，不是对历史简单的重复，而是对丝路精神的创造性转化，不只是商品的流动，而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资本技术的合作共赢与人文交流的深化。从瓜达尔港到比雷埃夫斯港，从中老铁路到雅万高铁，现代版海上丝路正编织着更为复杂的合作网络——
希腊比雷埃夫斯港从衰败中崛起为地中海枢纽，中印尼“两国双园”打造跨国产业链；广州南沙港正在建设智慧中枢，福建的“丝路海运”联盟已联通43个国家131个港口，贸易额十年累计4.4万亿元人民币，东盟是其最大的贸易伙伴。
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图/CNSphoto
古代海丝之路以丝绸、瓷器为纽带，今日的航道上流动着光伏组件和数字技术，中沙古雷乙烯项目更带动了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群发展。种种合作超越了简单的商品交换，转向深度产能对接，推动丝路沿线国家融入全球价值链。
面对气候变化与海洋生态危机，新的海上丝路也注入了绿色基因。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合作监测海洋酸化，与东非共建蓝色经济圈，“冰上丝绸之路”探索北极航道的可持续利用。这些探索将古代航海者的冒险精神，转化为对人类共同命运的理性担当。
还有对文明对话及互鉴的延续，中阿典籍互译计划让两国古籍重获新生，孔子学院、文化交流年、南海联合考古项目等都延续着千年来的对话传统。重走丝路的中国人，正在“把东方智慧带回世界生活圈”，这种人文交流，既是对古丝路上商旅与僧侣传播知识的延续，也是构建“民心相通”的当代实践。
海上丝路的兴衰历史恰似一场波澜壮阔的潮汐，它告诉我们：不管商贸还是文明，都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因合作而成为一体。当巨轮再度沿着这条古老航路出发，它承载的，和千年前一样，是人类对繁荣的渴望、对未知的好奇以及对和平交流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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