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撰稿：张晶春
在见到白睿文（Michael Berry）之前，你很难相信，如果决心、勤勉与兴趣相遇，一个出生在芝加哥、在新泽西长大的犹太裔美国人原来可以在中文的世界里，兴趣盎然地长途跋涉，然后，竟然在三十三年之后，抵达了如此美好的境地。
洛杉矶春末的上午十点，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白睿文教授微笑着打开了家门。他个子不高，银色与灰黑色错杂的头发下，眼神平静，有一种不动声色的专注。这位五十二岁的中年白人男子，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每一个四音声调都令人惊叹的准确到位。
这栋位于西洛杉矶的双层别墅，客厅与庭院相连，采光极好。书架占满了整面墙，目之所及，客厅的书架上，桌子上，四处散落着的书堆里有相当比例是中文书籍。“对一个美国人来说，中文与中国文化的研究极具挑战性。是什么让你一直走在这条路上？”白睿文凝神静听问题，陷入了回忆：“我想，在这条路的起点，扮演了决定性作用的那个人，应该是我的高中老师，他影响了我的一生。生命，需要不停地拉向你真正在乎的东西。”
那一年白睿文十六七岁，此后的三十多年，他的人生，像是对当年在老师影响下，留在脑海中的那张价值观清单的一次忠实兑现。
白睿文和喜爱的竹子（余浅 摄）
田字格里的另外一个世界
1993年，十九岁的白睿文走进新泽西州立威廉帕特森大学（William Paterson College）的国际事务办公室，想咨询海外留学项目。对一个美国大学生来说，第一次考虑留学，英国、法国、澳洲这些使用英语的国家当然都是更容易被想起的地方。可是白睿文开口问的却是：“有没有中东、埃及，或者亚洲的项目？”很巧，学校刚刚和南京大学建立了合作项目。之前主修爵士乐，转而主修哲学的白睿文很快就报了名，决定前往南京大学学习中文与中国文化。
抵达南京以后，一个中国字都看不懂的白睿文做了一件同行者很少会做的事：他买来一大叠小学生用的田字格本，从零基础开始学写中国字，经常一个字就练习几十遍，像一个刚刚入学的中国孩子那样。中文对白睿文来说，不是一门可以迅速“掌握”的语言工具，而像是一幅带有艺术气息的画，值得一笔一画地用心描摹。
同行的十几位美国学生常常聚在一起，他却几乎每天骑着自行车溜出去。他把地图摊开，把没去过的地方一个个圈起来——栖霞山、玄武湖、中山陵，然后骑车过去。路不认识，就停下来问人。语言不通，反而成了他和陌生人搭话的理由。那种笨拙的、缓慢的、常常需要比划的交流，当然不高效，但点滴的语言进步却也扎扎实实。
大约到了在南京的第九个月，白睿文开始读起了中文书。书摊上买来的尼采中文译本，几本佛经，他都有勇气拿来啃。“反正都得查字典，那不如读点更难的。”抱着红色封皮的窄长条英汉字典，白睿文经常通宵达旦地一个字一个字翻译、阅读这些中文典籍。临近离开南京时，他偶然买到台湾作家玄小佛的小说《谁敢惹我》，没想到，这本对话体小说，白睿文竟然从头到尾，伴随着流畅的理解，一口气就读完了。
那是他人生中读完的第一本中文长篇。从这本通俗小说开始，白睿文与中国书籍文本的关系，开始发生了变化。就这样，白睿文凭着倔强的认真劲儿，终于进入了这种艰深美妙的语言，在阅读了多位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后，白睿文用偏爱的中国作家沈从文名字中的“文”字，为自己起了一个正式的中国名字。
为了提高口语，白睿文开始听华语流行歌曲。那个年代南京街头能买到的大多是台湾来的盗版磁带，歌词自然全是繁体字。他还是那个“笨”办法：“拿着字典，我一个字一个字地查这些歌词的意思。”没过多久，周华健、齐秦、李宗盛、罗大佑们成了十九岁的白睿文偏爱的流行歌手；而《大约在冬季》、《夜夜夜夜》等中文情歌也留在了他难以忘怀的曲库之中。
之后白睿文从中国回到威廉帕特森大学，但因为该校没有中文课程，他便转学到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几个月后，他又拿到了奖学金，去了台北。那是1995年，白睿文几乎每周都会去旁听李敖、柏杨、陈若曦的演讲。在台北公馆的一家金石堂地下书店里，他第一次拿起了余华的繁体字版《活着》。当天晚上，他熬夜读完了整本书。“放不下来，读完我特别震撼。”他说。
白睿文与张艺谋（图/受访者提供）
七年，二十多封退稿信，与《活着》
大学毕业前夕，已经学习中文多年的白睿文想要翻译一本中国文学作品，最想翻译的就是《活着》。恰好，他的导师张旭东认识余华，帮他牵线搭桥，给了他余华的传真号码。白睿文发去传真，向余华提出想要翻译《活着》的请求。余华欣然回信，同意授权。译稿完成后，白睿文陆续向二十多家美国大型出版社投稿，结果全部被拒。从第一封投稿信寄出，到《活着》英文版的最终问世，中间隔了近七年。
等待《活着》英译本出本的七年里，白睿文并没有停下来。张大春的《我妹妹》《野孩子》出版，成为了他的第一本和第二本中文翻译作品。与此同时，他在南京和台北文化圈积累的人脉，也一直在慢慢发酵。
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期间，白睿文经常为来访纽约的华语导演与作家担任口译。时间久了，白睿文开始私下联系导演，提出能不能真正坐下来深谈——不是十分钟的宣传采访，而是两三个小时，甚至更久。“导演其实非常高兴，”他说，“因为终于有人真的认真看过他们的电影。”后来，《光影言语：当代华语片导演访谈录》（Speaking in Images: Interviews with Contemporary Chinese Filmmakers）出版，收录了二十余位华语电影史上值得铭记的导演们的深度访谈。
再后来，是侯孝贤专著、贾樟柯专著……他逐渐建立起一个独特的领域：为华语电影与文学留下深度的系列口述记录。这些系列访谈与《画外音：当代华语片影人对谈录》，《字里行间：华人作家对谈录》（上下册）都需要极为长久的耐心，和一种愿意把华人写作者与电影创作者的创作与生命经验，认认真真接住的愿力。
谈及这些已经出版的华人作家与华语电影导演访谈录，每一部都是有分量的深度访问结集，让人不由感慨白睿文之高产——要知道，白睿文现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当代中国文化研究教授，并担任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同时兼任电影、电视与媒体系教授。他既要面对几百人的本科大课，又要指导数十位研究生与博士生，教学任务与学者日常都远称不上轻松。当被问及如何能够完成如此多中国创作者的访问，白睿文笑道：”其实有点像愚公移山。不是一下子做出来的，而是二十多年来一直在累积，这几年才终于爆发出来。”
白睿文访问过的华语作者与影人名单上，都是分量十足的名字——导演侯孝贤、贾樟柯、张艺谋、许鞍华；作家余华、王安忆、张大春、朱天文，演员陈冲……与李安面对面长谈了三个多小时，让白睿文印象最为深刻。“没有助理，没有手机，也没有任何打扰。后来李安又多次给我打电话来校对书中的这篇访问。他连一篇采访稿都认真到这种地步，你想想看他对电影，会是什么样的投入程度！”
在AI时代，坚持做那件更慢的事
2025年上半年，白睿文进入了创作的丰收期，他在三个月内完成了三本译作的出版：韩松“医院”三部曲收尾之作《亡灵》，以及其他两部中国作家的著作。他因为《亡灵》还获得2023年的古根海姆奖。2025年，他凭借他翻译的中篇小说《奔跑的火光》（The Running Flame）获得夏白芳中国图书奖（Baifang Schell Book Prize）。
从翻译到出版，这是漫长积累之后某一刻的又一次集中爆发。也是在过去的这些年里，白睿文开始直面人工智能对于翻译、写作，乃至书籍阅读这个行为本身的巨大冲击。如果说社交媒体正在将越来越多的纸质书高速冲进历史的漩涡，那么AI的到来，会完全消解翻译的意义吗？
白睿文也坦言，“如果机器可以在一秒钟内完成一项我需要花费一两年才能完成的翻译工作，我继续翻译的意义究竟在哪里？”但他并没有因此停下来，甚至放慢翻译的脚步，至少此刻仍是如此。白睿文说，中美两个国家之间，需要更多交流，而文学、影视和音乐，就是最好的沟通方式。
在今天UCLA课堂上，作为教授的白睿文早已经调整了教学方式。既然读书报告的形式被人工智能消解，白睿文把随堂考试的老方法搬回了课堂——现场阅读典籍，现场笔试。“很讽刺，”他说，“原本应该把我们带向未来的技术，最后反而逼着我们回到最原始的方法。” 白睿文提起了自己喜欢的爵士吉他手Pat Metheny Group的一张录音室专辑《The Way Up》。“这张专辑制作的背景是大家都在花钱下载几秒钟的铃声（ringtones），Metheny感到特别悲哀，好像整个社会都越来越走上速食文化。”白睿文说，“所以他决定‘逆流而上’，创造一张七十多分钟的长篇爵士曲目来挑战听众。这也给我们带了一条路，当大家都走上通俗和肤浅的同时，我们就是要‘逆流而上’。”
白睿文在弹贝斯（余浅 摄）
贝斯手、素食者与父亲
十八岁的一天，白睿文突然决定开始吃素，至今三十多年，从未回头。原因与宗教无关。“我从小就喜欢动物。既然我自己做不到亲手杀死它们，那我也没有资格依赖这种行为来维持生活。”他说。
白睿文最初进入大学时，学的是至今热爱的爵士乐，搭建中国文化之桥的三十三年里，爵士乐从未真正离开他的生活。他在洛杉矶的家里有一间专门用来弹琴的房间，散落着很多把贝斯，以及厚厚一摞刚刚从纽约寄来的《大众电影》杂志。繁重的工作之余，白睿文喜欢去爵士酒吧。“这几天真是很幸运。昨晚听了一场很棒的爵士乐现场演出，今晚有一场，明天还有一场。我都会去。”谈及爵士乐，白睿文的语调轻松了起来。
白睿文有两个孩子，大儿子金道宏(Miles)与女儿金道荣(Naima)，他们的英文名字都与爵士乐有着直接的渊源。大儿子出生后，白睿文认真地计划过：“一定要让他学会中文。这门第二语言可能是我能给予孩子最宝贵的礼物之一了。”于是从大儿子的婴儿时期开始，白睿文坚持只用中文与孩子交流。为了激发儿子学习中文的兴趣，他甚至一首首地学会了中国儿歌《小白兔》《拔萝卜》，一首首唱给孩子听。说起两个孩子是否还会像自己一样，喜欢看书，他顿了顿，有点忧伤：“我们这一代至少有大半人生是没有手机的，那段时间还能慢慢阅读，慢慢建立思考能力。下一代怎么办，他们还会看书吗？我真的不知道。”
白睿文一直说自己是一个文艺青年。在这条艰深又美妙的理解中国之路上，白睿文所书写的作品，所记录的创作者思考，以及这其中所伴生的人性、惊奇感，以及情感上的重塑，永远不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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