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泽：拙笔生花
记者：宋春丹
9月13日，徐悲鸿的爱徒、中央美术学院奠基人之一戴泽在北京病逝。至此，最后一位与齐白石、徐悲鸿、陈之佛、傅抱石等书画大师都有过亲密交往，被称为 20世纪中国美术史“活化石”的101岁老人走了。
作为一位写实主义画家，戴泽一生追随徐悲鸿。中央美院院长范迪安曾说，在某种程度上戴泽是徐悲鸿的衣钵传人，也是其艺术思想的实践者与坚定捍卫者。
晚年戴泽。 图/戴泽艺术工作室微信公号
名师云集的中大艺术系
1942年，自幼喜爱绘画的戴泽报考了重庆中央大学师范学院艺术学系西画科。
考题是画半面维纳斯头像。他从没见过石膏像，没画过素描，甚至没见过油画，对著名画家几乎一无所知。结果，他以第二名的成绩被录取。
艺术学系一年级在中大柏溪分校上课，启蒙老师是曾留学法国的黄显之。他在评讲学生习作时，总是看有没有“情调”，戴泽的画经常被他肯定为“蛮有情调”。
二年级时，他们从柏溪分校返回沙坪坝本部，在松林坡小房里上课。费成武讲透视学，许世祺讲解剖学，陈之佛讲西洋艺术史，傅抱石讲中国美术史，谢稚柳讲勾勒，秦宣夫讲构图。
戴泽说，自己一生中最幸运的事就是遇到了这么多好老师，他们个个身怀绝技，往往一句话就令人受益终生。
对戴泽影响最大的是徐悲鸿。那时徐悲鸿赴印度讲学后重返中大任教，应学生会之邀作讲座，阶梯大教室里里外外挤满了学生。
徐悲鸿出了一道题：黄桷树下四川人。他说，诸位中有许多是四川人，非四川人也入川几年了，黄桷树为四川抬头可见的大树，如果画不出，那就是因为只知临摹而不注意观察现实生活。还有，四川人穿长衫，打包头和赤脚，这在外省是没有的，为什么不去表现这些呢？他要大家不要沉浸在画谱中，舍本逐末，要随身携带速写本，用心去观察、描绘真实的世界。这对戴泽来说是写实艺术观的启蒙，终身难忘。
他正式成为徐悲鸿的弟子是在大学四年级，徐悲鸿在中大艺术系培育了严谨的写实画风，戴泽成为他最赏识的学生之一。
韦启美是戴泽的同学兼室友，后来又做了一辈子同事和邻居，是终生至交。在韦启美眼里，戴泽是一位“自然的描摹者”。
从走进艺术之门的第一天起，戴泽便是自然的忠实学生。他觉得随意变形是对自然的亵渎，过多的加工是对自己感情的扭曲，在作品中滥用感情则难免虚假。他喜欢画家安格尔的一句话：“我首先热爱的是真实，我认为美只存在于真实之中；但要把美隐藏在真实之中。”
70年代初戴泽在报纸上所绘的水粉画，后展出时被命名为《报纸上的花》。
1946年，北平艺专和北平美术工作者协会同仁摄于北平艺专。一排右起：右一戴泽，右三齐白石，右四徐悲鸿。 图/戴泽艺术工作室微信公号
“北平这个地方还是很值得画的”
1946年，24岁的戴泽修完四年课程，随学校回迁南京。在找工作无着之际，他接到徐悲鸿的邀请，到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任助教。
他带着一叠写生小画和两筒油画白色颜料来到北平。那时学校还没开学，徐悲鸿见到他的第一句话便是：抓紧时间画画，“北平这个地方还是很值得画的”。
从此，戴泽一有空就在街上用水彩画速写。到北平艺专的第一年，他就创作了《乞丐》《艾中信》《老佟和列宁》《东总布胡同》《窗外》等作品，其中《乞丐》和《东总布胡同》参加了北平艺专、北平美术作家协会、中国美术学院联合举办的画展，使他在北平美术界初露头角。
1948年9月，徐悲鸿让戴泽创作一件作品，用作教学示范。那时北平大街上跑着很多从郊区来的马车，戴泽觉得中国的希望就在这些拥有马车的农民身上。他就创作了《马车夫》，以具象写实的手法塑造了一个黄皮肤、黑棉袄的朴实憨厚的北方农民，体现了解放前北方农民的日常生活。
徐悲鸿对这幅画大为赞赏，他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自豪地说，戴泽、韦启美这两位在画展中大显身手的年轻画家是他发掘出来的，戴泽的《马车夫》等画作色彩明朗丰富，“皆许其前程远大”。
新中国成立后，戴泽两次参加土改工作队，创作了表现土改的油画《农民小组会》。1950年，他又创作了油画《和平签名》，描绘了北京老百姓响应政府号召签名支持世界和平运动的场景。《和平签名》与《马车夫》都被选入“中国艺术展览会”，前往苏联、民主德国和波兰巡展一年。
中国美协美术理论委员会主任尚辉曾撰文说，这几幅作品的可贵在于，在新旧社会交替之际，那些普通淳朴的平民形象中深蕴着一种时代变迁，这种形象被画家捕捉到了。在艺术语言上，这些油画也属于那个独特年代生产的“土油画”。与留欧派不同，戴泽学得的油画具有某些本土特质，这种并不完全洋派的光色处理和显得有些“笨拙”的本土性反倒成为一种鲜明的时代印记，这是后世难以复制的一种艺术真诚。
戴泽自画像，1946年。
徐派画家的悲欣
1949年，靳尚谊入读北平艺专，戴泽是其素描课老师。
靳尚谊回忆，二年级时，北平艺专改成了中央美术学院，当时戴泽是素描教研组的青年教员，很受时任院长徐悲鸿的器重。
靳尚谊认为，戴泽的素描基础扎实，为人低调、话不多，他的画也是这种朴素风格，人物造型准确含蓄，色彩厚重沉稳，画面多有一种安定沉静的氛围。
1953年9月，徐悲鸿突发脑溢血病逝，年仅58岁。
在当时学习苏联的背景下，中央美院越来越偏向苏联素描、油画教学体系。1955年至1957年，苏联油画家马克西莫夫在学校举办油画训练班，此后徐派写实体系和苏派写实体系发生了某种抵触。
随着苏联油画及创作方法受到追捧，徐悲鸿开创的欧洲写实主义学派遭受冷遇。戴泽在美院的教学地位越来越边缘，但他继续沿用徐派色彩语言，没有丝毫向苏派靠拢之意。
1964年，美院教学活动基本停止，戴泽也被调到徐悲鸿纪念馆。“文革”中，他进过牛棚，下放劳动过。70年代初，他被调回北京，参加了历史博物馆的历史画和国务院宾馆绘画组的宾馆画创作。
1978年，戴泽在创作《画家徐悲鸿》肖像时迎来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后，印象派开始流行，印象派前的传统油画色彩被讥为“酱油色”，但戴泽依然故我。
韦启美认为，戴泽的不少静物画色彩显然是脱胎于“酱油色”，但沉着而不滞涩，生动而又冷静，有种真实的质感。
靳尚谊的学生杨飞云在中央美院油画系工作时，几乎每天都能看见戴泽在这里画画。一些人认为他的画风老旧，但是随着艺术阅历的增长，杨飞云逐渐认识到，戴泽的画中有艺术最核心的价值：用直接而朴素的方式去表达人类心灵以及心灵对美好事物的感动。
戴泽在教书生涯中发现一个规律，凡是不听他话的学生，一个比一个有成就，但他觉得很开心。他说，一个好的老师只是帮助学生认识自我的工具，好的画家一生都是在画他自己。艺术是自由的，要表达真实，一旦思想自由了，艺术教育的春天也就真正到来了。
50年代的戴泽。 图/戴泽艺术工作室微信公号
《马车夫》稿，纸本素描，1946年。 图/戴泽艺术工作室微信公号
“只是求其自然而已”
1987年，戴泽从中央美院退休，但仍主持中央美院“徐悲鸿画室”教学工作。
他保持着每天至少6小时的作画时间。晚年腿脚不便，他就对窗作画，静静地画他所看到的。画中并没有太多寓意，也没有什么戏剧性和情绪起伏。
他说，用这样一种疏离、淡漠的态度来描绘日常生活。看起来自己关心的是光影、空间等技术上的细节，其实更多的是“某种更深沉而不明确的东西”。他很赞成美国汉学家、艺术史专家高居翰所说的，那是一种经常在中国早期文学艺术中出现的，对时光悠忽无常本质的强烈感受。
他在油画和水彩之外，又发现了水墨画的广阔天地。在他晚年的作品里，中国的元素与西方的技法融合得较多。他学习的是西方绘画理论体系，但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染。
2016年，他因视力原因搁笔。他的艺术创作生涯长达74年，创作了数千件油画、水彩、素描、彩墨作品。他感叹，回头去看，风流人物俱往矣，只留下一幅幅时代现场的写生。他觉得真正属于自己的只有心中的记忆，最美的画，应该是画在时间之上的。
因为生性低调，戴泽多年来有大量画作从未示人，大部分是花卉作品。2017年，95岁的戴泽出版了画册《花木集》，集结了52幅从未公开出版的花木题材画作。同时，他的画展“大朴者说，拙笔生花——戴泽作品展”也在北京展出，创作时间横跨70年。
2020年，98岁的戴泽住院。他翻开画册，李斛、韦启美、梁玉龙、卢开祥……许多故人都走了，他觉得自己也该去了，“现在好像是灵魂回来了”。
2018年，戴泽写了一封信，遥寄恩师徐悲鸿：“泽以先生之教诲，传于历届央美之学生，如做人，如作画，行百里者，半于九十，此言末路之难也。泽对过去无后悔，对现在很满意，对将来不指望，泽随潮流来，随潮流去，离潮流是自讨苦吃，顺乎自然，心平气和。感谢天地之恩惠，感谢泽接触到的人们，他们对我真好。”
（本文参考了戴泽的《花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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