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会博物馆孙志新:讲述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联系

作者:梁大为

        孙志新是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的中国主任。其实他的职位全称应该是布鲁克·拉塞尔·阿斯特策展人(Brooke Russell Astor Curator)。在美国,很多大学教授和博物馆工作人员的岗位都是由一些基金会或个人来赞助支持的,这些人的职位前面就会加上基金会或个人的名称。

        孙志新的职位也是由我们上期文章中提到的大都会博物馆“明轩”的赞助人——阿斯特夫人所赞助的。赞助这些职位可不是几万美元或几十万美元就可以的,至少需要几百万美元。因为这些职位都是长期的,必须要靠赞助资金每年所产生的利息来维持薪酬的发放。随着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现在捐助这样一个职位所需要的资金也越来越多。

位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二层亚洲艺术馆最显眼位置的《药师经变图》。图/Newscom

寻梦

        孙志新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从小就喜欢画画,还喜欢历史和考古。虽然青少年时期经历了文革,书读得少,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对艺术的热爱与追求。1977年,文革结束后,他本想和曾经一起画画的朋友报考美术学院,但自己钟爱的美术史系直到79年才恢复,所以无法选择这个专业。好在他还一直坚持学习外语,于是决定报考外语专业。

        当时,孙志新年龄超过了20岁,不能报考外语学院,只能报考师范学院,最后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的外语系。1982年春季,大学毕业后,孙志新开始了外语教师的生涯,为中央美院的研究生们教授外语,因此现在中央美院的很多教授都是他的学生。同时,他还翻译了一些西方美术史的文章,这些都成为改变他人生的重要因素。

        学习外语的同时,孙志新对艺术和考古的热爱依旧。文革结束前,一些考古杂志开始复刊。在当年没有什么报刊杂志可看的背景下,《考古》对于他来说是弥足珍贵、十分有意思的杂志。为了实现自己的艺术理想,孙志新于1984年开始申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美术史系,这在当时要具备相当的勇气。1985年,他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的全额奖学金,赴美国学习中国美术考古。那一年是普林斯顿大学大规模招收中国学生的第一年,一共录取了30多人,只有孙志新一人是文科生,其余全是理科生。

        博士毕业后,孙志新留在了普林斯顿大学档案馆工作,因为这里有大批东亚艺术资料,尤其是有关敦煌的照片。这些照片中,很多都是在19世纪40年代,由张大千和记者罗继梅共同拍摄的。他们几乎拍摄了敦煌所有的洞窟,有些洞窟在后来遭到了损毁,这些照片就更成了研究敦煌艺术的宝贵资料。1998年底,孙志新离开普林斯顿,去弗吉尼亚博物馆任该馆的东亚部主任,负责中国、日本、韩国和越南等国的文物收藏。在弗吉尼亚博物馆工作一年多后,他于1999年底来到大都会博物馆,一干就是20多年。

孙志新正在接受采访。  作者供图

策展

        到大都会工作后,孙志新主要负责中国器物。其实,他在刚上普林斯顿的时候,学的是中国书法绘画研究,但是后来因为对考古兴趣非常之大,也赶上这个时候中国的考古事业快速发展——1987年左右有非常多的重大考古发现,比如良渚文化,当时在浙江、上海、江苏等地区就出土了许多新石器时代的玉器,这些发现激发了他的兴趣,从而将研究方向转向玉器。

        对于“策展人(Curator)”这个职位,孙志新向我详细阐述了他的理解及其背后的丰富含义。孙志新说:“国内把Curator翻译成策展人。我们是不是策展人呢?我们是,但那只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英文Curator如果直译,就是保管员的意思。别人一听,保管员不就是一个看库房的,对吧?对,但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因为Curator作为一种(职位)名称,它实际是一个专业项目的负责人。策展人的工作主要分为三部分:收藏、展览、出版。”

        虽然大都会博物馆的藏品已经非常丰富,但没有一个博物馆的收藏是完美的,是非常完整的。它的收藏总在不断地扩展扩充,不断地吐故纳新。博物馆50年前或100年前收进来的东西,随着时间推移,随着对历史和文化的认知的变化,其文物价值可能不如以前;同时又有新的考古发现,又会涌现出很多新的文物。策展人就要帮助博物馆来扩充藏品,去购买或者寻求捐赠。比如,大都会博物馆在商代青铜器这一方面的收藏很强,但是东周青铜器的数量和种类恐怕就没那么多。作为策展人,就要有目的地寻找这方面比较重要的青铜收藏。在大都会博物馆工作的二十多年里,经孙志新收藏的文物有几十件。他的整个部门,包括四位工作人员,总共收藏了几百件。

2017年,大都会博物馆的“秦汉文明”特展上,汉代的金缕玉衣正在展出。图/Newscom

        收藏的第一要务是辨真伪,为此,必须要做很多研究。比如要收购一件东周的青铜器,需要确定这不是最近作伪的。除了仔细研究,还要请文物保护方面的专家做专门检测,目前有很多科学方法能够检测出真伪。另一方面,是要确保文物具有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要向馆里证明文物的重要意义,征得批准才能购买,整个程序漫长、复杂,工作量很大。

        孙志新认为收藏的最大意义就是展览,展览是策展人最核心、也是最为人所熟知的工作,策展人的工作成果也都体现在展览上。展览分为常设展览(以下简称“常展”)和特设展览(以下简称“特展”)两种。常展是博物馆自己馆藏文物的定期展出,特展是策展人根据不同的主题将本馆和其它博物馆的文物组织到一起举办的展出,通常只持续几个月的时间。孙志新在大都会期间一共策划了三个特展,分别为2004年的“走向盛唐”、2010年的“忽必烈的时代”和2017年的“秦汉文明”。“走向盛唐”一共展出260件文物,从中国20多个省市的48个博物馆借来。“忽必烈的时代”展出文物大约200件上下,其文物来自包括欧洲的博物馆、日本的博物馆、中国台北的故宫博物院以及中国大陆的许多博物馆在内的三、四十家博物馆。“秦汉文明”展出文物160多件,是从中国30多家博物馆和考古研究所借出的。

        策展人的角色有点类似于电影拍摄中的编剧+导演+制片人,文物则是演员。首先,他们要为展览起草大纲,也就是剧本,宗旨是如何讲好这段历史故事。比如“走向盛唐”讲述的是唐代的盛世,主要体现当时灿烂的、广阔的、国际化的文化。“忽必烈的时代”主要讲元代文化如何影响其后的七、八百年,尤其是明清时期的文化。“秦汉文明”主要讲中国统一且多元文化的国家模式从哪里来。提纲写好后,就要开始拣选文物。拣选通常有两个标准:一是艺术性,这些文物必须代表当时最高的艺术成就;二是历史意义,要能透过文物讲出很多故事。做“秦汉文明”时,与此主题相关的文物有几十万件,如何挑选?最重要的是对文物要很熟悉,一方面要看大量文献资料,另一方面要实地去看。因此,孙志新经常去国内的博物馆和考古研究所参观访问,了解最新的出土文物情况。

参观者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中国书画精品展前驻足。 图/CNSphoto

交流

        文物选好后,要向西方观众或是有西方文化背景的人来讲述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讲一个关于中国文化的故事,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要想到观众大概具备什么样的背景知识,更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的文化和他们有什么关联。所以这三个展览:“走向盛唐”、“忽必烈的时代”和“秦汉文明”除了上述介绍的各自的主线外,还有另一条非常重要的脉络,那就是中西文化的交流。

        中国文化不是被动地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而是对外来文化的影响主动做出反应。这种反应并不单纯地是抄袭、复制,或是山寨,而是用中国本土的文化来回应,创造出新的文化形式。在融入了西方文化的因素后,更新中国的文化。这也是中国文化几千年来蓬勃发展的重要原因,因为它很开放,有一个开阔的胸怀,很包容,不排斥。如何看到中华文化当中外来文化的因素,和外来文化的因素如何对中国文化产生影响,这是对西方观众而言一个很重要、很有趣的点。

        另一点就是中国文化如何影响西方文化。大都会博物馆每年都会举办一次服装展及其盛大的红毯活动,是美国时装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盛事。2015年这个展览的主题是“镜花水月”,主要是展现中国文化的因素对西方的服装和时装设计产生的种种影响,这些影响体现在比如西方时装的样式、装饰方面,甚至包括西方设计的香水瓶上。西方香水瓶的设计有些其实是吸收了中国晚期鼻烟壶的造型,甚至包括鼻烟壶的颜色搭配。这个“镜花水月”主题做得非常的成功,所以对于西方人来讲,真正令人感兴趣的是中西文化之间的联系。

        策展的最大困难是什么?孙志新的答案竟然是中国发展得太快了,这既有挑战也有机遇。他给我举了个例子,2002年在策展“走向盛唐”时,他将整理出来的希望展览的文物列了一个清单,然后就去国内的相关博物馆和科研院所参观拜访。大家都很配合,都想把自己的文物放到大都会博物馆这样一个大的国际平台上展出。十多年后,策展“秦汉文明”时,他如法炮制,也列出了一个清单,但在与国内机构的前期沟通中就出现了问题。他想借展览清单上的一套编钟,但是拥有这套编钟的国内机构说很抱歉,不能借。原来这家文物机构以前只是一个文物收藏保管单位,但现在建成了全新的博物馆,这套编钟就摆放在新博物馆的正中位置,成了镇馆之宝。

        据孙志新介绍,这二十多年来,中国新建了至少上千家博物馆,速度实在太快。但是发展速度快也带来了柳暗花明的转机。正当他为编钟的事情发愁时,江西海昏侯墓出土了一套编钟。这套编钟甚至更加精彩,上边有错金,花纹是以前汉代出土文物中所没看到过的。他马上去跟收藏单位商借,对方很爽快地答应了。

        策展人的第三项重要工作是出版,因为毕竟能来到大都会博物馆的人仍然是少数。怎么能让大都会博物馆的文物和策展人要讲述的一些概念以及一些历史文化影响更多的人?这还是要靠内容出版来接触到更广泛的观众。出版与收藏和展览一样,需要大量的研究工作做基础,每一行文字后面都是靠很多扎实的研究来支撑的,而出版也是这些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是展览的无限延伸。

        孙志新认为,无论是作为一个策展人,还是作为一名学者,又或是作者,他的责任都是利用学识为公众服务,向全世界讲解中外文化交流的整个历史,讲述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之间的关系。他已经讲了二十多年,他还会一直讲下去。

编者按:

本文为中国电视有限公司、彼岸文化基金会策划与制作的《华人之光(The Glory of Global Chinese)》特别节目《美国博物馆里的中国故事》系列报道的第二篇,作者为中国电视有限公司(美国)总经理梁大为。摄制组走访了旧金山亚洲艺术馆、纳尔逊·阿肯金斯博物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专访了四家博物馆里研究、宣传、保护和修复中国文物工作的馆长、部门负责人、策展人和文物修复工作者等20余人,听他们讲述自己的中国故事。本刊之后将继续刊发该系列报道内容,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