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已经给予了他这样的授奖词：“以富于诗趣的表现力，创作出虚实结合的世界，以震撼读者心灵的方式刻画出现代人的困境。”
作者：仇广宇
2009年1月16日，位于北京阜成门的鲁迅博物馆内，人们突然发现，在此走访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不见了。经过一番寻找，大家才发现，原来，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在旁边的一侧蹲了下来，泪流满面。后来，在观看鲁迅手稿时，他也是匆匆看了一眼就赶快放下，生怕自己再度情绪失控，影响身边的人。
事后，大江健三郎解释说，那段时间，他的好友、日本著名文艺评论家加藤周一刚刚去世，他的写作又遇到瓶颈，感觉自己多年的抑郁情绪又要发作了。因此，他才会在看到鲁迅雕像时触景生情。这场旅行也是他特意安排的，目的就是希望鲁迅能够给予他一些力量，让他摆脱灰暗的情绪。在大江健三郎心里，一直将鲁迅视作精神导师。
2023年3月13日，据日本媒体报道，大江健三郎于3月3日去世，享年88岁。他是继川端康成之后第二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也被认为是一位极其富有人文精神的作家。他的作品思想受到法国哲学家萨特的影响，有着存在主义思想的影子，同时，中国的鲁迅、郁达夫等作家的作品，也对他的人生产生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他把从不同文化中获得的养分汇聚在自己的作品中，用文字展现着生活在不同角落里的人们的精神状态，也提醒人们，在面对人类灵魂中的黑暗和生命中的无数挫折时，应该怎样自处。正如他在199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所发表的演说中所提到的那样：“如果可能，将以自己的羸弱之身，在20世纪，于钝痛中，接受那些在科学技术与交通的畸形发展中积累的、被害者们的苦难。”
大江健三郎，1994年日本文学奖作家。
熟悉的名字，艰深的作品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教授许金龙是大江健三郎中文作品的主要译者之一，也是大江健三郎的好友，曾多次陪同大江健三郎在中国访问，也曾到他的家中做客。大江健三郎去世的消息传来，让他难受了很长时间。
即便不是文学爱好者，对大江健三郎的名字也不会感到陌生，在诺奖作家的序列中，大江健三郎的中文版销量一直不低，却还是局限于一个较小的范围，热度远不如他的同胞村上春树、川端康成等人。许金龙认为，大江健三郎作品的几个特点，致使它们无法像村上春树等人的作品那样大规模传播。原因之一，是他作品中的长句很多，因为大江健三郎想创造属于自己的、在日语中独一无二的文体，于是不断做出尝试。其二，则是他作品中的话语密度特别大，仿佛是一颗颗包裹紧实的粽子。其第三个特点，则是大江健三郎的作品，主题都比较宏大，不像村上春树等日本作家的文体和内容那样便于阅读，更不可能让读者产生阅读快感，往往会把读者引入哲学思考。
关于大江健三郎作品在文字上的难度，许金龙举了一件自己在翻译工作中遇到的趣事。他晚年作品《水死》中有一个日语汉字词汇“穴居人”，许金龙通过多种外语转译才弄清这个词汇的含义并翻译出来，为了这个词，他耗费了大半年的时间作了诸多考证，最终形成论文发表于《外国文学评论》。2011年5月去东京参加学术活动时，许金龙对大江说起了自己的解读，大江竟然俏皮地说，许先生，你不知道，这就是我特意为你而设的谜。
跨越文字游戏往内容里看，大江健三郎的作品也有着文化理解上的难度。如果说，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笔下的日本是“美丽的日本”，那么，大江健三郎笔下的日本则是“暧昧的日本”。正如大江健三郎自己曾在演讲中提到过的那样：暧昧的进程，使得日本在亚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而面向西欧全方位开放的现代日本文化，却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西欧的理解。他的文章表现的，正是这个在现代化进程中在东西方的夹缝中，身份“暧昧”的日本人。
种种因素叠加，让大江健三郎的作品在知识界大受欢迎的同时，一直无法彻底走入大众视野。这种现象不仅仅在中国发生，在日本甚至全世界也是一样。到目前为止，大江健三郎的作品在中国还未被出齐，他的一些作品在全球范围被改编成了影视剧，总体而言反响也较为平淡。生前，大江健三郎自己注意到了这种现象，在一次在北京参加活动时，他调侃，对于村上春树在中国被讨论的热烈程度，他甚至有些“嫉妒”。
近年来，中文翻译界正在马不停蹄地译介大江健三郎的作品，可惜的是，作者本人却在成果出版之前离去了。许金龙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一直在进行大江健三郎文集的翻译工作，文集总共要出四十卷本，其中第一辑十四卷本即将出版。“我们要沿着大江先生未走完的道路继续走下去，他尚未做完的事我们来做，能做多少算多少，能走多远算多远。”许金龙不无感慨地说。
1994 年 12 月，日本小说家大江健三郎出席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 1994 年诺贝尔奖获得者颁奖典礼。
与鲁迅和中国的缘分
熟悉大江健三郎的人都知道，鲁迅在他心中一直非常重要。在译者许金龙眼中，大江健三郎的个性中确实有一些和鲁迅类似的地方，“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他也有着嫉恶如仇的个性，强调独立、自由和平等，对民众和弱势群体则满腔柔情，并寄予希望。
多年来，大江健三郎与中国互动频繁。他从1960年起就开始来中国走访，据不完全统计多达6次。他曾受到中国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也与巴金、莫言这些作家成为忘年交。
大江健三郎的父母在他出生前到过中国，在北京居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父亲还给他讲过茴香豆的“茴”字是如何写的。在他九岁时，酷爱文学的母亲送给他一本岩波文库出版的鲁迅小说集。少年时期，他就对《孔乙己》这篇小说印象深刻，也想长大后成为小说中那个“讲故事的少年”，去观察社会和人类。
23岁，大江健三郎就在文坛崭露头角，发表了第一篇小说《奇妙的工作》，准确地描绘了日本青年那种徒劳又有些有气无力的精神状态，这篇小说，也受到了鲁迅短篇小说《白光》中的一段情节的启发。小说发表后，他兴奋地拿给母亲阅读，但母亲却不为所动，告诉他说，她曾经希望他以鲁迅的《故乡》为标杆进行文学创作，但他的水平还差得很远。
换成其他人，在家人的这种严苛要求之下，可能会对自己的能力产生质疑。不过大江健三郎没有这样想。他严格按照母亲给他的高要求，去践行自己成为一名职业作家的梦想。很快，他在日本文坛崭露头角。1958年，大江健三郎的短篇小说《饲育》发表于《文学界》，获得第39届芥川文学奖，成为冉冉升起的新星。此后十年间，他不断有优质作品问世，1967年，他的代表作《万延元年的足球队》轰动文坛，故事通过具有神话色彩的表现方式，建立起现实与历史的连接，虽然他没有提到这部作品与鲁迅的联系，但很明显，这种手法和鲁迅的《故事新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1960年，大江健三郎第一次访华就见到了郭沫若以及巴金、老舍、茅盾和赵树理等人，在这里，他吃到了北京烤鸭，对中国文化有了第一次直观的了解，也交下了这些作家朋友。2005年，巴金去世时，大江健三郎撰文悼念称：巴金先生的《随想录》树立了一个永恒的典范——在时代的大潮中，作家、知识分子应当如何生活。我会仰视着这个典范来回顾自身。
而大江健三郎和莫言的友情更让人津津乐道。早在大江健三郎1994年刚刚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他就开始向世界文坛推荐莫言的作品，甚至很早就发出预言，认为莫言一定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到了2002年，大江健三郎终于来到了莫言的家乡山东高密，他与莫言的家人见面，一起吃了饺子，相谈甚欢。大江健三郎觉得，他和莫言都是从自己出生的小村庄出发，把离开家乡后的感想和伤痕，通过文学手段一起推向世界，从这一点看，他们二人十分相像。而莫言则觉得大江健三郎如鲁迅一样，也在寻求“绝望中的希望”。
晚年的大江健三郎依旧视鲁迅为精神导师，甚至随手都能引用关于鲁迅的句子。在他2013年出版的小说《晚年样式集》中，主人公在面对电视上播放的日本“3.11”大地震发生时的悲惨场景时不禁失声痛哭，并将这种哭声，与鲁迅小说《孤独者》主人公魏连殳的号啕声作比。这是他在深刻观察社会的同时，对鲁迅精神的一种不自觉的内化。
作家的多面
大江健三郎的一生充满矛盾。他笔耕不辍、自律，追寻和平、反战与美好的事物，这是他的光明面；与此同时，他也会时常被重压压垮，时而会抑郁发作，陷入内心的晦暗，甚至需要依靠酒精来帮助睡眠，这些是他内心的黑暗面，但在更多的时候，他是个普通人，接触过他的人都说，他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是一副严肃的知识分子的形象，时常显露出幽默甚至有些滑稽。
所以，大江健三郎并不是一个被符号化框定的作家，而是一个真实而复杂的人。人们即使在现在读不懂他，也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能够走近他，与之共情。或许在他去世之后，他的作品会在中文世界掀起更大、更深远的影响力。而早在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已经给予了他这样的授奖词：“以富于诗趣的表现力，创作出虚实结合的世界，以震撼读者心灵的方式刻画出现代人的困境。”
（参考资料：《我在暧昧的日本》，作者大江健三郎，译者王中忱、庄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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