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民族悠久的五千年历史长河中,岭南地区的行政管理和文化界定经历了不断的演变。时至今日,在许多学者的意识中,广东是一个行政概念,岭南是一个文化概念。广东与岭南都指同一个地方,而岭南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已经成为广东文化的代名词。
从词源的角度来考察岭南的含义,可以归纳为四个层面:一是日常语言层面;二是自然地理层面;三是建置区划层面;四是文化认同层面。

广州城市风景。图/Shutterstock
日常语言中的“岭南”
在日常语言层面,岭南一般泛指山岭的南面,并非专指哪一座山的南面或者某个特定的区域。五岭之南、南岭之南可称岭南,秦岭以南也可称岭南。全国许多地方都有岭南的地名,也有一些北方的机构用岭南来命名。
自然地理上的“岭南”
在自然地理层面,岭南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已见使用:“领南、沙北固往往出盐。”其中的“领南”即“岭南”,这是岭南作为地域名称较早的记载。但是岭南的范围并不清晰。
从历史文献来看,岭多指五岭。具体指哪五岭,则说法不一。东晋裴渊《广州记》认为“五岭”就是大庾、始安、临贺、揭阳、桂阳五座山岭。南朝宋邓德明《南康记》则认为是大庾岭、桂阳骑田岭、九真都庞岭、临贺萌渚岭、始安越城岭。也有人认为五岭是指五条路径。
清代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考察了前人的各种说法,认为:“大抵五岭不一,五岭之外,其高而横绝南北者皆五岭不可得而名也。”这可以看作是用五岭代指南岭,所谓岭南也就是南岭之南。
那么,岭南之南又南到何处呢?是否包括海洋部分?从历史上中国对南海的发现、命名、经营、开发、管辖来看,岭南理应包括海洋部分。
唐代徐坚等撰《初学记》云:“岭南道者,禹贡扬州之南境。其地皆粤之分,自岭而南至海,尽其地。”此处所谓海应该包括海南岛等海岛。南宋赵汝适《诸蕃志》记载了唐代对南海诸岛的管辖情况。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对吉阳的建置以及“千里长沙,万里石床”等南海岛礁的情形也有记录。
根据历史文献和前贤的讨论,在自然地理层面,最新出版的一部围绕岭南地区文化所编撰的综合性大型工具书《岭南文化辞典》把岭南看作是南岭之南。南岭除了大庾岭、骑田岭、都庞岭、萌渚岭、越城岭外,还包括苗儿山、海洋山、九嶷山、香花岭、 瑶山、九连山等,东起福建、江西边界,西至从江—宜山,南起上林、桂平、梧州、怀集、龙川,北至零陵—永兴—泰和。从这个意义来讲,岭南包括了岭东、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

南岭山地景色。图/CNSphoto
建置区划中的“岭南”
在建置区划层面,岭南作为建置名称始于唐代。唐贞观元年(627)首置岭南道,为全国十监察区之一,范围大致包含今广东、广西、海南、香港、澳门全境,福建、云南以及越南部分地区。永徽之后,以广州、桂州、容州、邕州、交州(安南)五个都督府(都护府)统管岭南各州,称岭南五管,由广州都护府统摄五管军事,以镇南方。到后来逐渐演化为州以上的地方一级行政区。
咸通三年(862),为加强岭南西部和安南统治,分岭南道为岭南东道和岭南西道。东道治广州,西道治邕州。宋平南汉之后,岭南统称广南、广南路或岭南路。北宋至道三年(997),定全国为十五路(后有增加),将岭南分为广南东路和广南西路,简称广东、广西,两广得名始于此。
在建置层面,“岭南”为广东、广西所代替。明洪武年间,提刑按察司系统下设41个分巡道,其中广东有三道:岭南道、海南道、海北道;这时候,岭南道已经在广东的范围之内。由此可见,明清以来,“岭南”作为建置名称常为广东所用,这也许为在文化层面用岭南代指广东埋下了伏笔。
文化认同中的“岭南”
在文化认同层面,明清以来,一方面是岭南文化高度融入中华文化,岭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进一步强化;另一方面由于岭南经济、文化等方面实力的提升,岭南区域文化的自我意识、自我认同也进一步提升。
由于广东处于岭南的中心位置,且经济文化地位显著提升,与周边地区形成了较明显的差异,其本土意识更加强烈并常常用岭南来进行自我标识,出现了用岭南专指广东的文化现象。明代张邦翼编《岭南文献》,集采粤中前哲之诗、文,就是用岭南代指广东。
清至民国,用岭南代指广东更加普遍。黄登编《岭南五朝诗选》,陈兰芝编《岭南风雅》,刘彬华编《岭南群雅》,曾纲堂、陈枫垣编《岭南鼓吹》,何藻翔编《岭南诗存》,黄文宽编《岭南小雅集》,所选皆为广东人诗作,书名都是用岭南代指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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