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雪莱：让交响乐重新抵达人心

采访、撰稿：张晶春

        初夏的一个下午，橙郡科斯塔梅萨（Costa Mesa），艺术大道酒店。酒店大堂里安静得能听见空调低低的呼吸。太平洋交响乐团（Pacific Symphony）艺术音乐总监、指挥家亚历山大·雪莱（Alexander Shelley）推门走进来。这位没有穿燕尾服的指挥家，一身深色西装，黑色衬衣微微敞开领口，身形挺拔，像刚从GQ封面里走出来。他走路步子很轻，长长的手臂优雅地伸过来，热忱的笑容。
        亚历山大·雪莱今年四十六岁，生于伦敦。今年七月，他正式成为太平洋交响乐团（Pacific Symphony）近半个世纪历史上的第三任总监。作为太平洋交响乐团全新一章的书写者，雪莱连续三晚指挥了“Shelley Conducts America @ 250”，为美国建国二百五十周年拉开整整一个乐季的序幕。刚一见面，雪莱向我们描述了他“空中飞人”指挥家的生活：渥太华、佛罗里达、都柏林、伦敦、橙郡，六大洲的乐团，让这位正炙手可热的指挥家在日程表上不停地移动。坐下来之后，他选择了一个安静的名词“殿堂”，开始了与《美华》的对话。“音乐厅很像一个宗教性、精神性的空间，是一座殿堂，” 雪莱说，“你走进去，就会经历自我的另一个部分，去完成一场旅程。现场音乐一定会触达你意识里另一个层面的东西，今天，这件事正变得前所未有地重要。”
        在一个注意力被算法切成碎片、人与人的连接日益稀薄的年代，雪莱作为指挥家的本质，是说服数千位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在同一个大厅里坐下来，关掉手机，真正置身于一个时间与空间的共同体，一座殿堂，让交响乐在这里施展魔力，重新连接人心。

钢琴声，是他的母语
        雪莱的人生，是从钢琴的琴键敲击声里开始的。
        父亲霍华德·雪莱（Howard Shelley）是英国著名钢琴家、指挥家；母亲希拉里·麦克纳马拉（Hilary Macnamara）是一位爱尔兰钢琴家；外祖母就住在家中的一间套房里，教会了还是一个男孩的雪莱演奏大提琴。“从我还在母亲肚子里的那几个月起，钢琴声就一直包围着我，”他曾在访谈中回忆，“父母与我交流的第一种语言，就是音乐。我的父母之间的很多沟通，不是直接用语言，而是通过钢琴的旋律与对方对话。” 温暖、爱、激情、恐惧、神秘，雪莱说，自己很早就学会了通过音符去辨认这些东西。
        从钢琴、大提琴到指挥的转折发生在他的少年时代。雪莱是伦敦威斯敏斯特公学（Westminster School）的音乐奖学金生，拉大提琴、在唱诗班唱歌、也作曲，但真正让他着迷的，始终是乐队的声音。小时候，雪莱入睡时听的就是马勒和贝多芬的磁带，“乐队的声音，是我想象力的语言”。十四五岁那年，雪莱主动请求指挥校乐团，校方给了他半场音乐会，曲目是海顿与马勒。“那场音乐会改变了一切，那一刻我就清楚了，” 雪莱说，“我爱上了指挥。”

        此后的路，几乎是那半场音乐会的延长线。十几岁的雪莱，离开伦敦前往德国学习大提琴，随后转向指挥。2005年，利兹指挥大赛，评委全票把首奖颁给了这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媒体称他为“这项极负盛名赛事历史上最令人兴奋、最有天赋的获奖者”。2009年，他成为德国纽伦堡交响乐团史上最年轻的首席指挥，八年任期被广泛誉为乐团的黄金年代；随后是加拿大国家艺术中心乐团整整十一个乐季，同样是史上最年轻的音乐总监，雪莱的这段任期在今年七月画上了句号，与他在橙县的新篇章无缝衔接。
        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曾亲自为雪莱授予联邦十字勋章，表彰他对音乐与文化的贡献。雪莱的履历漂亮得近乎顺理成章。但真正让他区别于其他同代指挥家的，并不是这些发着光的履历。

庆祝，同时追问
        “Shelley Conducts America @ 250”不是一台常规意义上的庆典音乐会。曲目单上有格什温《F大调钢琴协奏曲》，这部在美国交响乐史上最深入人心的作品之一，由闻名于世的年轻钢琴家、作曲家陶康瑞担任独奏；但与之同台的，是两部西海岸首演的新作：纳瓦霍族作曲家雷文·查孔的《Inscription II》，以及彼得·博耶与摄影家乔·索姆合作的大型多媒体作品《American Mosaic》。这场音乐会还安排了本杰明·富兰克林发明的玻璃琴在大堂演奏。玻璃琴的声音透明、清冷，像从建国初年的房间里传出来，又像来自未来。
        “庆祝，同时追问。”这几乎可以概括这场音乐会的气质。“美国的二百五十年，当然值得庆祝。但如果庆祝只剩下明亮、昂扬、没有阴影的叙事，它就会变得单薄。” 雪莱说。查孔的作品，让“合众为一”显露出另一个沉重的侧影：印第安人所经历与背负的苦难。博耶与乔·索姆的《American Mosaic》则把五十州的影像、朗诵与交响乐放在一起，让美国成为一个不断移动、不断拼合、也不断自我争论的群像。雪莱选择这样的曲目安排，也许是为了提醒观众：音乐可以让一个国家听见自己复杂的回声。

        这种创新与复杂性，恰恰是雪莱愿意守护的东西。雪莱职业生涯中执棒过的重要世界首演，超过五十部。这在当今一线指挥家中，是一个惊人的成就。“我们热爱的所有过去的经典音乐作品，都是对它自己时代的回应，”他说，“而我是一个普世主义者。我相信，从人类的黎明至今，活着的深刻体验从未改变。”贝多芬回应他的时代，查孔与博耶回应我们的时代。坐在音乐厅里的人，在两百年的距离之间，依旧可以有非常类似的感受。
        许多报道在提到雪莱的时候，都有这样的描述：“无论在指挥台上还是台下，雪莱都是天生的沟通者。”但这并非天赋的全部。他对指挥这门手艺的要求，苛刻得近乎古典：“如果我们是钢琴家、小号手或小提琴手，我们会要求自己不容许技术上的错误。可指挥有时却纵容自己不够准确、不够精确。” 雪莱说，指挥必须先对自己的技术保持同样的严苛，然后才谈得上那些更深的东西，比如情感地、精神地去追问音乐的“为什么？”。“这些问题会带你越过音乐这个媒介，进入一切沟通的本质，并由此进入生命的本质。因为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寻求沟通。”
        在指挥台上，雪莱常常放弃传统的燕尾服与领结。这似乎也是一个声明：音乐厅的门槛，应该由音乐本身来设定，而不是由服装、礼仪和某种“大师形象”的距离感来设定。

中国的回声
        雪莱与中国的交集，比很多人想象的更早。执掌纽伦堡交响乐团的那些年，他曾率团巡演中国；此后多年，他也以客席指挥的身份与香港管弦乐团等亚洲一流乐团保持合作，郎朗更是雪莱长期同台的独奏家之一，就在告别渥太华的最后一个乐季里，两人还合作了《第五钢琴协奏曲（皇帝）》。
        在摄影师为他拍摄人像照片的间隙，雪莱语调轻松地聊起了在中国访问的经历。伴随着显然非常愉快的回忆，他脸上的笑意越来越深：在深圳，这座城市优美的建筑让他深受震撼，他说深圳的天际线本身就像一部宏大的当代作品；中国高铁的速度让他惊叹，而中国的美食，更是让他念念不忘。雪莱谈起这些时，是一个真正被打动过的旅行者的语气。随后，他向《美华》独家透露了一件他很少在媒体上谈起的事：他的太太佐伊（Zoe Shelley）拥有一半中国血统，他的岳母是中国人。他的两个儿子：2018年出生的萨沙·菲利克斯与2021年出生的利奥·阿伦的身上都流着四分之一的华裔血脉。
        这层关系，让明年四月的一场特殊而重大的演出有了别样的分量。2027年4月，雪莱将指挥约翰·亚当斯的普利策奖歌剧《尼克松在中国》（Nixon in China）半舞台版——由伊尔卡娜·普利策（Elkhanah Pulitzer）执导，配以完整戏服与动态数字影像。这部歌剧围绕二十世纪最具历史分量的外交时刻之一展开：1972年，尼克松与毛泽东的会面。

写给南加州
        一个乐团如何面对一座城市？ 看上去，雪莱已经胸有成竹。
        南加州拥有全世界最庞大、最有活力的华人社区之一，也有越来越多杰出的华裔音乐家、作曲家与年轻乐迷。今天的我们生活在短视频、算法信息流与高速刺激之中，而交响乐要求的恰恰是相反的东西：耐心、沉浸，以及在一段漫长结构中等待意义降临的能力。“人工智能时代，来音乐厅的人们会更少，还是会更多？”面对这个提问，雪莱毫不犹豫：“我相信会更多。” 雪莱说，恰恰因为一切都可以被复制与加速，人们反而会更深地渴望那些真实的、共享的、无法被复制的体验。
        第二天晚上，雪莱《Shelley Conducts America @ 250》在南加州的第一场演出开场。灯光暗下去之前，雪莱轻轻走上台。他没有急着举起指挥棒，而是面向观众，做了一段简短的演出前介绍，以绅士的姿态与准确的语言表达，迅速带领现场观众找到了进入这场音乐会的大门。正如前一晚他在采访中所承认的，对语言、姿势、节奏的准确要求，和他多年接受的德国指挥训练有关。在雪莱身上，准确像是一个指挥必须具有的礼貌，也来自一个音乐家的责任感。他显然希望把自己深厚的思考，通过每一个经过雕琢的音符，准确地交给乐团。音乐行进，这一点变得愈发明显。台上的八十位艺术家，在他的手势里被聚拢。弦乐的呼吸、铜管的进入、打击乐的亮光，开始一起生长。两个小时后，音乐会结束。观众起身、大声喝彩、鼓掌、离开，散场时很多人脸上还带着那种刚从音乐的震动里走出来的神情，有一种被触碰后的安静。
        也许这正是雪莱作为指挥的独一无二之处。他由衷地相信：音乐可以把人与人连接在一起。于是，他指挥棒中流淌而出的交响乐，真的成为了人与人之间，一个共振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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